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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贪官 令政策往事_1

时间:2018-11-20 15:02:54    作者:admin    来源:未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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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新窗口山西贪官 令政策往事 【编者按】山西贪官录 在高压反腐、持续反腐的氛围中,以法治为议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行将于10月20日开幕。人们期盼着这次会议的成果,能够促进从治标到治本的转换,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...

  

 

  

  【编者按】山西贪官录

   在高压反腐、持续反腐的氛围中,以法治为议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行将于10月20日开幕。人们期盼着这次会议的成果,能够促进从治标到治本的转换,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

   发生腐败的土壤是什么,贪官究竟是如何练成的?从山西这个反腐风暴眼今年以来撂倒的8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的故事,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若干共性,看到在缺乏外部约束的环境下,无远弗届的权力,如何被稀缺的黑金资源将其内在的邪恶完全诱发出来,看到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,如何自发蔓延并相互亲和,交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。

  自今年2月以来,财新记者多次赴山西采访,我们特将对8名落马高官的调查分别整理成文,汇集成《山西贪官录》的系列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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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黄河北岸的山西平陆今年遇到了春旱,县里常乐镇后村的村干部老裴又一次想起了村里没有灌溉井。他们为了打井求过令政策——1962年至1971年间,令政策随父亲在后村生活了将近10年,从读小学到读初中,直至离开村子到太原工作,再之后在省城步步高升。

   和绝大多数时候一样,令政策没有给后村打井提供任何资金上的帮助,他也没有帮助村里修路、修校舍。他不仅对昔日的乡亲如此,据说即使平陆县或运城市的官员到省城找他办事,也得不到他的帮助。

  不过,有村民记得,令政策的父亲令狐野,曾在自家窑洞前打了一口井,供村民们取水。这口井和窑洞一样,早已被填埋。

  2014年6月19日,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,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。面对一拨一拨来到村庄的记者,后村的村民还是说:“这家人为人正派,出事了我们都还不敢相信。”

  勤俭之家

   1962年,52岁的令狐野带领全家妻儿老小解甲归田。他没有回自己的出生地、原配和长女生活的平陆县常乐公社洪阳村,而是在常乐公社集镇附近的后村定居下来。当年的令政策已经十岁。

   青年时期的令狐野,懂草药,又学过西医。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,令狐野不爱劳作,买了面穿衣镜,经常照镜梳头。边务农边从医的父亲在乡间口碑甚好,看不惯令狐野的新派作风,砸碎了他的镜子。令狐野负气出走,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令狐野舍妻弃女,携带药品投奔延安,走上了革命之路。据《陕西省志·卫生志》,1938年11月,陕甘宁边区医院搬迁,28岁的令狐野被任命为医务科长,此后一直在中共医疗卫生系统工作。

   在延安,令狐野再娶,1949年至1959年左右,妻子为他生下四子一女。令狐野在报纸上选择了五个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:方针、政策、路线、计划、完成,为五个儿女取名。网上有说法称建国后令狐野曾在公安部工作,又有说曾任陕西华清干部疗养院院长,但对于令狐野建国后确切的职位变迁,以及他为何于52岁时抛去官位携全家返回乡下,目前尚不得而知。目前已经103岁高龄的令狐野还健在,作为离休干部在山西一个干休所颐养天年,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。

   回到后村定居后,令狐野请人修建了一个窑洞。与平陆当地的窑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,那是一个典型的延安窑洞,十二个门洞洞洞相通,占地一亩多,花费了一千多元钱,窑洞口挂着很多当地人从没见过的白门帘。村里的孩子都穿着自家纺织的土布,而令狐野的孩子穿着从供销社买的洋布,尽管也缝了补丁。令狐家的孩子用蜂蜜蘸馍,同龄的孩童拿着馍换令狐家孩子的蜂蜜。这些生活细节都表明了令狐野“延安干部”的身份。

   令狐野返乡时,是新中国的十三级干部。根据1956年国务院规定的军地级别对应关系,十三级干部即副师级,属于高级干部的基线,每月工资165元。他的妻子原是护士,每月工资也有60元。在常乐,人们稀罕地称返乡的延安干部令狐野“十三级干部”。

   返乡之后,令狐野在乡里免费行医,夏天农忙时给生产队送人丹、保喉片,为全县培养了几十个赤脚医生,并且提供免费吃住。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,饼干、糖块、罐头,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。一位村民说,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,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。

   令狐野的几个孩子也非常友爱,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时不懂事把玩伴的头打破了以外,其余几个和同龄人从不打架、吵架,甚至有的从不高声说话。

  在村里上学的令政策寡言少语,但口才很好,当着班级的宣传委员;挑灯夜读,学习刻苦,但成绩从来不是第一,总在第五、第六。

   和令政策同龄的乡亲杨晋(化名),时隔40多年,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看到的一幕: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坡上,在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北面,令政策和兄妹们站在自家窑洞口,声情并茂地练习演讲,令狐野坐在小板凳上,逐一点评。窑洞顶上,站着好奇的乡邻鼓掌喝彩。

   “我常常站在窑顶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演讲,满心的羡慕,觉得他们家的孩子很厉害,是有文化的。”这样的家庭教育让五兄妹长大后,口才颇为出众。

  作为延安革命干部的儿子,令政策从小按着父亲的要求下地干活,年少时拾麦粒,年长时锄土。

   村里的老支书还记得一件事。克行艰苦朴素的令狐野为了省几个碗,砍了一根木头,在上面凿出五个槽,把菜和馍盛在槽里,让令政策和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,“像喂牲口一样”。事实上本不必如此,令狐野夫妇每月的工资相当于全村劳动力的收入。

  “红卫兵”

   1966年,令政策刚刚读了一年初中,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,学校停课。和其他地方一样,在常乐公社,动辄举行万人大会,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,聆听斗争指示。“红二代”令政策还被选出来,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,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“红卫兵”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。

   作为从延安回来的革命干部令狐野,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。他在后村免费行医,但会先问病人的“出身成份”,成分不好的人很难进他家门。洪阳村村民马莹(化名)说,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,来一趟不容易,请他多开一些药。令狐野大怒,当场撕碎处方,把病人撵走。甚至在挖建自家窑洞时,对于来帮忙的乡亲,他也按照“出身成份”分别对待。如果是贫农,他就会多给工钱,递烟倒水,如果是富农地主,他就会少给钱,并指派粗重的活。

  “令狐野有个很有意思的人,性格比较偏执,爱在政治的问题上较真。”马莹说。

   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,令狐野也会计较别人的出身成份。80多岁的谭家(化名)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,因为他是贫农,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钱。

   紧接着就是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。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,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级读报的主要内容。1969年,皮肤黝黑、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,负责搬石头垒火炉,每月工资38.9元。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,工人们没有口罩,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,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。几个月后,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,在药房“拾药”,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。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。

   在同学何贵(化名)眼中,令政策极为忍耐。他出身好,不乏上门说媒者。在常乐公社医院“拾药”时,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厂上班的姑娘。何贵说,有一段时间,令政策常常对他倾诉心事,说无法接受姑娘有白头发,可是既不敢违抗父命,也不敢拒绝姑娘。有一次,他服了几片安眠药,睡了整整一天。

  后来,这桩婚事终究没成,令政策和当地邮政局的一个女话务员谈了恋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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